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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連舸海茶之路的武夷茶 追溯海上茶葉之路的歷史

   日期:2015-03-03     來源:聚農網    作者:jn720.com    瀏覽:233    評論:0    

  17世紀,荷蘭占據了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霸主地位。《與雷諾阿共進下午茶》一書寫道:“在17世紀時,已經開始制作紅茶,最先出現的是福建小種紅茶,這種出自崇安縣星村桐木關的紅茶,當荷蘭人開始將中國茶輸往歐洲時,它也隨著進入西方社會。”1640年,“正山小種紅茶首次由荷蘭人運往英國。”(《清代通史》卷二)。

  自17世紀,海上茶葉之路的形成,讓居于閩北一隅的武夷茶,從此有機會進入歐美市場。1784年,“中國皇后號”遠洋貨輪,從美國紐約出發,取道好望角,到達廣州,首次采購了中國商品,而這些商品中,茶葉受到了美國商人的青睞。此后美國商船頻頻來華,茶葉也成為他們購買的主要商品。除此之外,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德國、瑞典、丹麥等國也有船隊來華進行茶葉貿易。商品交易,文化融匯,大大促進了海上茶葉之路向世界各國的拓展延伸。

  作為萬里茶道起點的武夷山,除了北接晉商開辟的穿越中蒙俄三國、長達一萬三千公里的陸上茶葉之路外,還連接著自清朝口岸開放以來的海上茶葉之路。當然,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是“下府幫”。“下府幫”實際上指的就是閩南泉州一帶的茶商,他們很早就開始深入武夷山采購巖茶。享有“東方文化之都”的泉州,也是海上茶葉之路的起點?!端螘嫺濉分杏涊d:“國家置市舶司于泉、廣,招徠島夷,阜通貨賄,彼之所闕者,絲、瓷、茗、醴之屬,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地區生產的茶葉與瓷器、絲綢、酒等,同為海外各國渴望獲得的重要出口商品。最讓世界矚目的是明代鄭和下西洋,不僅開辟了海上更加廣闊的絲綢之路,還把東方文化帶到了西方。福建的海上茶葉之路由此發端。據《武夷山志·卷七》所載:“明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攜帶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內的各種名茶作為禮品贈給各國,打開茶葉之門,外銷從此開始。”武夷茶,由此躋身海上茶葉之路,與歐洲各貿易國的茶船,連舸遠航。

  與泉州一樣,福州也是福建沿海海上茶葉之路的重要城市。1844年,《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正式簽訂,福州通商后,山西茶商遂衰,而下府(指閩南泉州一帶)、廣(廣州)、潮(潮州)三幫繼之而起。福州港于1853年對外開埠?!冻绨部h新志·物產篇》記載:“一水可通,運費節省,故武夷茶之利,較從前不啻倍蓰。”在這有利的條件下,閩北產茶區的茶貨發往福州,行船崇陽溪順流而下,并可直達閩江口。

  赤石是崇陽溪上重要的碼頭,逐漸成為武夷茶運銷外港的集散地?!冻绨部h文史資料》記載:清末,赤石茶市老店還留六十余家,其中出名的老字號有集泉、奇苑、泉苑、芳茂、元美、泰豐、文圃、泉順、泉發、福美等茶莊。在赤石茶市古街上,現在還保留著清末茶商的“水陸平安”、“合莊順遂”、“開秤大吉”等標語,證實了赤石茶市的繁榮景象。到了1856年,福州出口的茶葉總量超過了廣州, 此時武夷山茶產區的烏龍茶,就從赤石茶市水運,沿閩江而下,直達福州。

  1757年,清朝為了控制對外貿易,將對英、法、荷等歐洲國家的貿易限定于廣州口岸,不允許寧波、廈門等口岸與這些國家貿易。1689年,荷蘭戰敗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廈門港,收購武夷紅茶,擺脫荷蘭的限制并壟斷了歐洲的紅茶貿易。因此,正山小種紅茶風靡歐洲。從武夷山正山小種紅茶英文名字 “boheatea”(武夷茶)及后來升格為“chinablacktea”(中國紅茶)中,至今還保留了歷史的記憶。

  《崇安縣新志》載:“1666年,華茶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入歐洲,1680年,歐人已以茶為日常飲料,且以武夷茶為華茶之總稱,此為武夷茶之新世紀。”“是時(清中后期)海禁初弛,外商云集粵東,我邑茶產之良甲天下。” 清代學者徐經在《雅歌堂文集·上制府議禁種茶書》記述道:“招粵人聚于星村,通洋之市遂以武夷茶主之。而凡建屬之產盡冒武夷,于是有山無不種茶。”廣東茶商來閩北采購武夷茶的星村,就是武夷山的重要茶葉產區,也是正山小種紅茶發源地。當代學者徐曉望在《清代福建武夷茶生產考證》中寫到:“在五口通商之前,武夷茶已經取代生絲成為中國出口最大宗的商品,每年為中國帶來1000多萬銀元的貿易值。”、“福建山區因為武夷茶的輸出繁榮起來,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輸出的商品中,武夷茶的輸出值達1000多萬銀兩,占英國從中國輸入貨物的一半以上。”

  “哥德堡號”建于1738年,1745年9月12日,在距瑞典港口不足一公里處,觸礁沉沒。《廣州十三行》一書中說,“哥德堡號”船上有“紅綠茶共2183箱,另有100件半箱裝、6件小箱裝、23件籃裝、46件簡裝以及422件罐裝或盒裝茶葉。”在打撈出來的沉船調查中,發現了茶葉是“哥德堡號”主要的商品貨物。從“哥德堡號”沉船保存下來的貨物清單里,查閱出裝運茶葉的情況:計有2677箱茶葉,相當于366噸;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還有19箱1180卷絲綢,總重量約達100噸…,可以看出,僅茶葉就占其總運量的近三分之二。

  拉動閩北產茶區對外貿易的,一是世界各地對華茶的需求,二是經營茶葉的利潤十分誘人。清代趙翼在他所著的《蕶曝雜記》中就說:“大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

  在海上茶葉之路崛起的閩北茶商中,武夷山下梅鄒氏茶商是對外貿易中崛起的首富之一。《崇安縣新志》載:“下梅鄒姓原籍江西之南豐。順治年間鄒元老由南豐遷上饒。其子茂章復由上饒至崇安以經營茶葉獲資百余萬,造民宅七十余棟,所居成市。” 《南豐茶溪鄒氏家譜》中記載:“走粵東,通洋艘,閩茶賴以大行。”下梅鄒氏茶商通過廣州口岸,進入了對外貿易的主渠道。

  在海上茶葉之路的拉動下,武夷茶對外貿易量很大。武夷茶在海上茶葉之路貿易過程中,實際上也是跌宕起伏。17世紀末,武夷茶出口量約為3萬磅(225擔),到18世紀的后50年,武夷紅茶出口量達到18.35萬擔;19世紀中葉,武夷紅茶出口量達到頂峰,最高達到30萬擔。但到了19世紀末,武夷紅茶出現了盛極而衰的局面。1941年,整個武夷茶的對外出口量下滑到0.05萬公斤。之后的數十年里,海上貿易的茶葉之路,基本中斷。

  如今,萬里茶路的復興再度引起人們的共同關注,構建“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與文化推動戰略,為萬里茶路起點的武夷山提供了優先發展的契機。武夷山應當借助當年茶船連舸閩江的貿易歷史優勢,堅定復興海上茶葉之路的宏偉目標,把武夷山茶葉對外貿易對接到“一帶一路”的戰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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