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國種業發展史上值得書寫的一個年份。2011年4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國發〔2011〕8號，下稱《意見》），把中國種業定位為“基礎性、戰略性的核心產業”，明確指出要逐步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新機制，鼓勵發展“育繁推一體化”種子企業；2011年秋天，為探索中國種業如何盡快做大做強的發展之路，農業部種子管理局副局長馬淑萍帶領一批由國內大型種子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組成的考察團到美國參觀學習。代表團參觀訪問了包括杜邦先鋒公司、孟山都公司、先正達公司在內的12家種子公司，發現中國的種業研發水平已經遠遠落后于美國，之間的差距大約有20年~40年。
中美之間在種業研發方面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首先，從玉米全國平均單產來看。美國的全國玉米平均單產在1972年時達到每畝813斤，在2013年達到每畝1333斤；而我國的玉米全國平均單產在2013年時達到每畝789斤，是美國同期水平的60%，還不到美國1972年的水平。如果僅僅從這個數字來看，我國的育種水平與美國的差距是40年左右。其次，從育種技術手段來看。跨國種業大公司已經在分子育種方面嘗試了大約25年，并已經成熟地使用了該技術大約15年；而我國種業公司對于分子育種還處于概念階段，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推廣應用。再其次，從研發投入水平來看。美國杜邦先鋒公司和孟山都公司2013年的研發費用分別達到10億美元和15億美元，占公司年度銷售額的10%~13%；而國內種業公司，以育種實力最強的山東登海種業為例，2013年的銷售額是15億元，用于研發的費用大約為6000萬元左右，占其銷售額的4%，不到杜邦先鋒公司研發費用的1%。
那么，面對如此巨大的差距，我國種業公司該怎么辦？如何才能夠縮小與國際水平的差距？
對于這個問題，黨中央和國務院在政策層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2011年的國務院8號文件（即上述的《意見》）和2013年的國務院109號文件，重點強調的是公益性科研單位要逐漸退出商業化雜交玉米和雜交水稻的育種體系，并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在執行層面，農業部種子管理局做出了既切合實際又具有前瞻性的努力和嘗試。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積極倡導組建以企業為主體的現代化種業公共研發平臺，這包括以玉米分子育種為核心的中玉金標記（北京）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玉金標記”），和以水稻分子育種為核心的華智水稻生物技術公司（以下簡稱“華智水稻”）。
《意見》出臺后，我國種子企業數量由2011年時的8700多家減少到目前的大約5200家，這顯然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種子企業的數量依然眾多，每個公司的規模和財務能力依然薄弱。另一方面，國內種業公司的研發把95%的財力和物力都用在傳統育種上，分子育種等新技術限于財力、人力等因素而無力進行大規模實質性的應用。在這種形勢下，有效整合政策、資金、技術資源，并聯合我國一些有實力的大公司共同建立公共的現代種業研發平臺是現階段我國種業的最佳選擇。
